今日快讯:北宋时期,洛阳牡丹文化形成,洛阳牡丹受到追捧

洛阳牡丹的兴盛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推崇

北宋时期,洛阳牡丹文化逐渐形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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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端创作者大宋趣史

牡丹为花中之王,提起牡丹人们一定会想起洛阳牡丹,洛阳牡丹文化形成于宋朝。据统计,《全宋诗》有两百多首描写洛阳牡丹的诗,“洛邑牡丹天下最”“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”,宋朝人诗词中,洛阳牡丹天下第一的说法屡屡出现,可见宋朝洛阳牡丹文化的兴盛。洛阳为十三朝古都,牡丹在唐朝中期已成上流社会风尚,唐庄宗洛阳皇宫内,曾经种植牡丹一千多棵。但此时洛阳牡丹地位尚未突出,直至北宋时期洛阳牡丹文化逐渐形成。

北宋诗人刘山老,腿脚不好外号“刘跛子”。他每年必定不远千里,从开封到洛阳看牡丹,腿脚不方便只能拄着拐杖走路,一直待到春天过去了才走。他曾写过《满庭芳》:“醺醺醉,不知明日,何处度朝晡。洛阳,花看了,归来帝里,一事全无。”

宋人说的花就是指的牡丹,“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。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,其名之著,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。其爱重之如此。”如今开封到洛阳,走路需要1天20小时约180.6公里,开车需要2小时38分钟200.9公里。一个残疾人行动不便,走路至少要多花4天时间,这么远也要来看洛阳牡丹。看完洛阳牡丹,刘山老说什么烦恼都忘记了。可见洛阳牡丹的魅力。

宋朝洛阳牡丹文化的深厚,得益于观赏的便利,既有平民百姓们可以观赏牡丹的寺院、公园,也有私家花园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·风俗记》记载:牡丹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,至花落乃罢。

月陂堤是始建于隋朝的堤坝,后晋天福八年(943年),月陂堤上修建了福严院,寺院内种植了很多牡丹,培育出牡丹品种彤云红、玉板白。此处成了公园,可供平民观赏。张家园是宋太宗、宋真宗时期宰相张齐贤的园林。棠棣坊为唐朝时官府所在地,种植有牡丹。北宋赵匡胤时期官府迁走,此地成为牡丹公园。长寿寺始建于唐朝,与福严院一样种有很多牡丹。郭令宅是唐朝郭子仪家牡丹园,虽是私家花园,但不禁止外人观赏。

洛阳牡丹的兴盛还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推崇。洛阳是北宋退休官员的首选之地,如富弼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范镇等,每一个都是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。富弼是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三朝宰相,获封郑国公,他在洛阳的园林叫富郑公园。著名的洛阳耆老会初次聚会,即在富郑公园举办。园内种植很多牡丹,有次牡丹花开放,富弼邀请文彦博、司马光等人前来观赏。他们留下了很多推崇洛阳牡丹的诗词。

洛阳牡丹文化得益于欧阳修的推广。天圣九年(1031)至景祐元年(1034),欧阳修任洛阳推官,从此他和洛阳牡丹结下不解之缘。“曾是洛阳花下客,野芳虽晚不须嗟”“洛

阳地脉花最宜,牡丹尤为天下奇”,欧阳修留下很多描写洛阳牡丹的诗句。此外他还写了《洛阳牡丹记》,这是已知最早的牡丹著作,介绍了洛阳牡丹的品种和洛阳赏花习俗,以及牡丹的养殖方法。其后周师厚写了《洛阳花木记》,张峋写了《洛阳花谱》,丘浚写了《牡丹荣辱志》。这都要归功于欧阳修开创先河。

另一位思想家邵雍(1011年~1077年)很喜欢洛阳牡丹,留下众多牡丹诗作,是牡丹的知己。有一次邵雍和章惇一起谈论洛阳牡丹,章惇口若悬河说了一通,邵雍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洛人以见根拨而知花之高下者,上也;见枝叶而知高下者,次也;见蓓蕾而知高下者,下也。如公所说,乃知花之下也。”“人不善赏花,只爱花之貌。人或善赏花,只爱花之妙。花貌在颜色,颜色人可效。花妙在精神,精神人莫造。”

邵雍点出了洛阳牡丹文化的精髓,那就是在于精神,精神是别人模仿不来的。他把洛阳牡丹文化提升为更高境界,这一点对现代人仍很有启发。宋朝人总结牡丹的精神是“劲骨刚心”有气节,有刚克柔之态。

洛阳牡丹花以姚黄、魏家花最为著名。姚黄一嫁接枝值五贯,此时京西路一斗米大约五十文,按照现代一斤米3元钱折算,大约是4020元,可谓天价。因此洛阳人极为珍视姚黄,不想外传。魏家花长于赵匡胤时期宰相魏仁浦家,有人想观赏牡丹需要付门票钱十多文钱,魏家一天就能收到十贯钱,相当于8040元,门票价格大约是8元,价格还算公道,每天至少有一千人来观看。魏家花初出时一嫁接枝值五贯,宋仁宗景祐元年时值一贯,相当于804元。

官方也组织赏花活动,叫“万花会”。举办宴会的地方,以花为屏帐,梁、栋、柱、栱,都用竹筒贮水里面放上牡丹。民间则在傍晚时分有牡丹花市场,人们拿着竹篮卖花,即使是穷人也戴牡丹花饮酒庆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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